晚春时节，郑州这座城该绿的叶绿了，该开的花也开了，70岁的李佩甫生活按部就班：散步与读书。
“能够从大杂院连骨碌带爬地走出来，是阅读拯救了我。”李佩甫毫不掩饰对读书的推崇，“我有幸找到一支笔，稀里糊涂做了喜欢又适合自己的事，我得好好握住它。”
1953年出生的李佩甫成长在河南许昌一个大杂院内，字还认不全的时候，就到处找书看，但凡带字的纸片都要拿来翻一翻。“书本提供的是一个个生活的沙盘，一些烫眼的句子，一些不同的生命体验，对人的一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参照作用。”童年时的阅读体验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直接引导他走上了写作之路。
写作过程中，李佩甫在以家乡为中心的文学地域版图中，发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平原。从此一马平川的豫中平原成为李佩甫的据点，他以“地子”的身份开始了对平原的抒写。2015年，李佩甫代表性长篇小说《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写作就是把生活的黄豆，泡成长着根须又有着翅膀的豆芽。”在很多人眼里，李佩甫不是天才型的作家，而属于苦修派，通过一年年的坚持，“咬住”一支笔对社会生活做出有深度的艺术表达。
“我坚持认为不管怎么写、写什么，都是作家对社会发出的声音。我坚持认为，文学不应是大众的附庸，而是人类生活的先导。”
草地：都说童年是作家创作的母题，您也说过：“我真正的文学生涯应该是从回忆童年开始的”，童年经历对您日后写作有什么影响？
李佩甫：我出生在许昌一个大杂院里，五行八作的人都有。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记忆中肚子总是很饿，为了混三顿饱饭，每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会步行二三十里到姥姥的村庄去，所以，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姥姥的村庄度过的，我所受到的乡村生活熏陶也主要是童年时期。一个小孩在姥姥的村庄走来走去，不自觉会用一种外来人的视角打量，很多村里人觉得平常、平淡的事，于我却非常新鲜，那段记忆也成了我日后写作的储备。像《黑蜻蜓》中的“小脏孩”和《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我”，都有童年的影子。
另一个对我影响较大的经历是姥姥的“瞎话儿”。那时农村的夜特别黑，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偎在姥姥怀里听她“拍瞎话儿”，就是讲故事。每晚一个“瞎话儿”，总也讲不完，姥姥当时已经半瞎了，记忆力却惊人地好，枝枝梢梢都讲得很清楚，我就是在这些“瞎话儿”里泡着长大的。后来姥姥去世了，“瞎话儿”却留着，我小说中的神秘性、传奇性也主要来源于姥姥的“瞎话儿”。
草地：您在城市出生，却将大部分笔墨倾注到乡村，比如《小小吉兆村》《羊的门》《生命册》等，写作专注点几乎都是农村生活的变化，农民命运的变化，为什么？
李佩甫：我虽然出生在工人家庭，但少年时期，很多时间都是在姥姥的村庄里度过的，我就是一个“小脏孩”，一手挎着草筐，一手拿着铲子，在乡野里跑来跑去，成为一个“编外”的割草孩子。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平原上各种各样的草，在很多时间里，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平原上的一株草。
到了中学时代，我下乡当知青，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干着各种各样的农活，依旧是与草木为伍。那个时候，我知道“瓦块云，晒死人”，知道“麦忙不算忙，要忙还是桑叶长”。作为知青生产队长，我经常跟一群支书、队长去公社开会，我很自豪走在他们中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打量着一个个太阳高悬的日子和无边的田野，品味着光脚蹚在热土里的感觉，我觉得我跟土地的颜色一样，这些生活记忆已经浸润到我的血液中了。
草地：从1978年第一篇作品《青年建设者》公开发表到现在，您已在创作这条路上走了40多年，当初如何从一名技术工人走向文学创作这条路的？
李佩甫：青年时期，我是一个没个人志向的人，抱着为国献身的意念走到乡村，虽不知要干什么，却很有激情，时刻准备着，随时把自己交出去。1974年，当知青的第三年，我被推荐到许昌上技校，上学期间负责办黑板报，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尝试写作。
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机床厂当技术工人，夜班空闲时候就读读书，写写文章。当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了《河南文艺》，没过多久就接到了公函，邀请我去郑州改稿，当时很兴奋，第二天就请假去了，八天改了八遍，改得面目全非也没能发出来，很受打击。回去后结合自己的经历，又写了一篇《青年建设者》，讲的是一位年轻技术工，怀着一腔热情为祖国建设事业奉献青春的故事。这篇文章登在了1978年《河南文艺》第一期，当在目录上看到“李佩甫”三个字时，我就想着一定要继续写。
草地：您曾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一锤定音的”，您在写作中会有如何开端的焦虑吗？
李佩甫：我写作比较讲究文学情绪，一定要找到语言行进的方向，也就是作品开端的第一句话，才能顺着这个情绪走下去。写《生命册》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第一句线万字全部废掉。然后就去下乡当知青的地方，住了三个月，重新去熟悉那片地域，才有了“我是一粒种子”的开端。
李佩甫：写作最难的就是重复，认知的重复、情绪的重复、想象力的重复，每次都希望能避开，但又不能完全避开，这是最痛苦的。所以每一次写作都应该是重新开始，要把上一篇的文字情绪全部熄掉，但思维是有惯性的，你想重新开始，未必就能重新开始。
情感是写作的灵魂。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文字骗不了人，一旦进入文学深处，就藏无可藏。
李佩甫：我的人生得益于阅读，是阅读拯救了我，它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吃到了“面包”，文字里的面包。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一名鞋厂工人，三代赤贫。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写信填表都是我。
因为父母都不识字，所以我是野读、乱看，凡是有文字的东西都找来。我同学的父亲清华毕业，家里有很多藏书，但由于时代问题，他家的书都锁在柜子里。想看而不得，是非常痛苦的，那时就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去找同学换书。
我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古丽雅的道路》，就是从那位同学家里借来的，正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也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本有气味的书：面包的味道、果酱的味道，还有沙发、桌布和羊毛地毯的味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包，但在中国最饥饿的年代，我却吃到最鲜美的“面包”。
到青年时期，回城上了技校，我一下子办了四个图书馆的借书证。是阅读让我认识到世界很大，让我知道什么是苦难深重，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优雅。在书里，我看到了巴黎圣母院，我读到了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我知道“好”的标尺是什么。
草地：您这一代“50后”作家，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大繁荣，大量现代文学译作出现，您曾说自己“张开所有的毛孔拼命地去吸收”。
李佩甫：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个时期，适逢改革开放，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进入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开眼界、大量“吃进”的时代，也是我几十年以来阅读量最大、最密集的一个时期。初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当震惊，开篇第一句至今难忘：“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种叙事、思维方式，带来的是对历史的穿越、对生命的整体关照。我们几乎都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多作家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忍不住地用“多年以后”这种表述方式。
这个充电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见识了好的文字是什么感觉，那个阶段也出现了很多模仿性作品，但我这个人模仿力不够，我又逐渐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平原”，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和写作能力，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自信。先是学习，然后是“走出”，只有走出才能创造出民族的文本。
李佩甫：阅读是非功利的，是一种滋养，是丰富人生、开阔视野、清洗自己的最好方式。阅读也是提升自身的唯一捷径，它在你面前摆下很多“沙盘”，让你看到你未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生，走进你所不熟悉的生活领域，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对世界、人生的认知。
草地：您时常强调要“找到自己的领地”，您这一代作家有很多都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周、刘震云的延津县，您的写作领地是什么？
李佩甫：“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我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浸泡出来的。
我做技术工人时，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从工人生活开始写，但总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看了很多国外著作，吃了一肚子“洋面包”，却没有消化的能力，那个阶段写得很苦，找不到方向。每天晚上，我都像狼一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甚至勉强地去虚构编故事。我知道，必须要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1985年，我想起童年生活，想起姥姥的村庄，原来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还没有写，于是就有了《红蚂蚱 绿蚂蚱》。那时我发现，我把对于乡村的记忆写了出来，我是有土地的。作品发表后，在文学圈产生了一些影响，自那以后我找到了自己的出发地，就是我最熟悉的家乡，写作方向从这里开始了。
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向，但这只是个开始，后来我延续这个方向又接连写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村魂》等几个中篇，进一步坚定了“从我最熟悉的领域出发”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写作领地先是由家乡的那一块地方开始，而后慢慢铺开到整个平原。
这个平原既是一块真实的地域豫中平原，也就八九个县份的大小。这个平原又不是具象的，变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是重新再造后的一块土地，是我对中原文化一次次认识再认识后形成的。
在文学创作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在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痛感的。
草地：《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被称作“平原三部曲”，这三部作品有什么内在关联吗？
李佩甫：实际上它们是相互独立的。《羊的门》是写“草”的，把人当作植物来写，写这块土地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城的灯》主要是写农村人的“逃离”，写对“灯”的追逐与向往；《生命册》是我对脚下这片土地认识的阶段性总结，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草地：您说写完《羊的门》才觉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作家，为什么？有人认为您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羊的门》，您自己最喜欢《生命册》，如何评价这两部作品？
李佩甫：在《羊的门》之前我写过很多作品，也获过奖，但总觉得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虽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我建立了一些文学自信，也慢慢找到了写作的方向，但还是羞于说自己是个作家。《羊的门》实际上是我写得最顺利的一部长篇，一年半完成。前面一气呵成，结尾修改八次，我完全尽力了，我奉献了一块领地。
《生命册》是我写得最努力的一部书，历经5年，将50多年的生活经验和30多年的写作经验重新盘点。主人公吴志鹏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是中国社会巨大变化中的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他身处时代旋涡时的清醒和抽离，对故乡的愧疚、牵涉和羁绊，更像是我的“自省书”。
李佩甫：每一次创作都是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的过程，创作大部分时间都是痛苦的，面壁的时间远远超过顿悟。有时候会把十天半月写出来的东西全部撕掉，因为没有情绪，没有感觉，进行不下去，但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搭架子，里面的人物写着写着自己就跳出来了，创作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瓶颈并突破瓶颈的过程。
1985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我写作情绪最饱满激越的时期，那时一天可以写8000到1万字，因为进入了自己的记忆和情感深处，找到了领地。这个时期创作生命力的勃发，有对乡村记忆的怀想，也有对乡村历史的追溯，还有对当时乡村变化的思考。所以，写作就是把生活的黄豆，泡成长着根须又有着翅膀的豆芽，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到你熟悉的生活中去吧。
草地：您觉得作为一名创作者，对于生活现象的一种亲历式的观察捕捉或者采风有必要吗？您现在还会经常去平原走一走，持续关注它的精神生态吗？
李佩甫：作家想要扣住时代的脉搏，离不开生活，这样才会对社会有比较鲜活且深刻的把握和认知。我每年都会到平原上走一走。并不为了写哪部具体作品，只是为了一次次重新熟悉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当然，每每在写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下来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绪，重新点燃自己，也顺手拾点什么。
草地：追溯历史、立足当下、写给未来，这是您文字世界的主动担负，您也一直强调文学的标尺，为什么？
李佩甫：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都是有价的，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无价的。一把椅子哪怕是金子做的，也是有价格的，但一个百米纪录、一首名曲、一幅好画，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实际用途，但体现的是人类体能、智能和想象力的极限。文学同样如此，它是社会生活的“沙盘”，是一个民族思维力、想象力的宽度和极限，对具象的社会现实没有实际的效用，但却是人类精神之药，可以滋润心灵。
真正的文学应是一个时代的标尺和旗帜，我坚持认为，文学不应是大众的附庸，而应是人类生活的先导。我们要有灯。